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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旅游“515戰略”的重要舉措，“廁所革命”成為2015年我國城鄉公共服務領域一場聲勢浩大的旅游基礎工程、文明工程及民生工程。從2015年起，全國3年新建、改建廁所5.7萬座。

2、中國旅游產業對GDP綜合貢獻超10％ 旅游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102015年，中國國內旅游突破40億人次，旅游收入過4萬億元人民幣，出境旅游1.2億人次。中國國內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國內旅游消費、境外旅游消費均列世界第一。世界旅游業理事會（WTTC）測算：中國旅游產業對GDP綜合貢獻10.1％，超過教育、銀行、汽車產業。國家旅游數據中心測算：中國旅游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10.2％。

3、習近平主席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日本3000人旅游團訪華5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潔篪出席。日本自民黨總務會長二階俊博率領3000人旅游交流團訪華，凸顯旅游在增進民間交往、促進民眾感情交流、服務國家整體外交中的獨特作用。

4、“中國旅游年”在韓國成功舉辦 習近平主席樸槿惠總統發賀信 李克強總理鄭義和議長出席閉幕式2015年，在“中國旅游年”框架下，中方成功舉辦120多項活動，中韓雙向旅游交流規模突破1000萬人次。汪洋副總理出席“中國旅游年”開幕式。

5、7月28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首次明確提出實施旅游投資促進計劃該文件對推進旅游業持續健康發展，促進穩增長，調結構、擴就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6、實施“一帶一路”戰略 舉辦絲綢之路旅游年6月19日，絲綢之路旅游部長會議暨第七屆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絲綢之路旅游國際大會在西安成功舉行。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秘書長塔勒布·瑞法依及絲路沿線國家旅游部長出席。

7、“旅游+”行動計劃出臺 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充分發揮旅游業的綜合拉動、融合作用，為相關產業和領域發展提供旅游平臺。“旅游+互聯網”行動計劃未來五年創造1萬億元需求紅利、1萬億元市場紅利、1萬億元增值紅利。以旅游業的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網絡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發展生態化。

8、建立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 強化文明旅游硬約束5月4日，國家旅游局公布首批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名單，建立“游客不文明行為記錄”機制，從制度入手強化對游客不文明行為的監管。

9、5A級景區打破終身制 激活旅游景區動態管理機制10月9日，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景區被取消5A級旅游景區資質，6家5A級景區被嚴重警告，4家景區被取消4A級景區資質，由此改變了5A級旅游景區只進不出狀況，在全社會引起熱烈反響。

10、鄉村旅游帶動千萬人脫貧 旅游成扶貧攻堅生力軍8月18日，國家旅游局與國務院扶貧辦在安徽黃山召開全國鄉村旅游提升與旅游扶貧推進會議，提出要充分發揮鄉村旅游在扶貧開發中的戰略作用，到2020年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帶動全國17%（約1200萬）貧困人口脫貧。

附：鄉村旅游開發實現精準扶貧要理清哪些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成為我國“十三五”期間扶貧開發工作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內容。

如何通過鄉村旅游資源開發，實現針對貧困居民的精準扶貧，需要厘清以下三個問題。

首先，貧困社區的貧困居民是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重點對象。

扶貧對象的確立是鄉村旅游精準扶貧實施和成果評估的前提與基礎。關于扶貧的對象究竟是貧困社區的居民、貧困居民，還是貧困社區的貧困居民，學界內已有眾多討論。從國家旅游局實施的鄉村旅游扶貧工程而言，貧困社區的貧困居民應是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重點對象。

雖然國家旅游局確定的是以建檔立卡的貧困村為扶貧基本單位，同時鄉村旅游的發展必然輻射貧困鄉村的所有居民，但優先保障貧困社區的貧困居民實現脫貧和旅游受益應成為鄉村旅游扶貧工作的重點內容。

旅游扶貧是以鄉村旅游發展為基礎的扶貧活動，其內涵包括旅游的發展以及扶貧目標的實現兩個方面。而鄉村旅游的發展是一種市場主導經濟活動，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與盲目性，市場主導的經濟發展必然會產生馬太效應，加劇貧困社區的貧富懸殊。這主要是由于貧困居民受限于自身的經濟條件、知識儲備、信息獲取能力等因素，在市場主導的旅游開發中必然會被邊緣化。而扶貧目標的實現則是更加注重旅游收益分配的社會性和公平性，通過政府“有形的手”對市場進行必要的調節和干預，實現貧困居民優先獲得旅游收益，改善經濟條件。

因此，鄉村旅游扶貧并非簡單的開發鄉村旅游資源，發展鄉村旅游業，而是要在市場主導旅游發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的調節與干預，提升貧困居民獲得旅游收益的途徑與能力。貧困居民利益的保障和發展機會的獲得，是旅游扶貧的主要目標。

其次，推進社區參與是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核心內容。

貧困居民利益的保障和發展機會的獲得，必須將貧困居民由旅游獲益的邊緣地位轉變為核心地位，而實現這一轉變的必由路徑是社區參與。

社區參與旅游理論自引入我國以來，得到了眾多的討論與實踐，但在實際旅游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參與意愿不強、參與水平較低、參與效果較差等問題，究其原因在于社區居民參與能力較弱。因此，提升社區居民旅游參與能力既是實現扶貧目標的重要手段，也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為此，作為旅游扶貧政策實施主體的政府，可從以下兩個方面提高旅游扶貧試點村貧困居民的社區參與能力：

一是減少貧困居民的社區參與障礙。鄉村旅游社區參與的最大障礙來自于鄉村旅游發展模式的選擇。不同的旅游發展模式決定了鄉村社區居民不同的參與層次及參與地位。很多地方政府為加快鄉村旅游發展，過度依賴招商引資，而外部開發商的引入使社區居民的旅游參與多數停留于服務員、保安、清潔工等高勞力、低技術、低收入、低層次的參與水平。且來自外部的旅游投資越多，旅游漏損越高，當地社區居民可獲得的旅游收益越少，鄉村存在可能演變為“旅游飛地”的風險。同時，少數的外來旅游企業能夠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也較為有限。

擁有強大資本的外部旅游企業無形中對社區居民的旅游參與形成一種擠壓，也對社區居民的旅游獲益形成一種剝奪。因此，提高旅游扶貧試點村貧困居民的旅游參與能力，首先必須謹慎選擇鄉村旅游的發展模式，以充分尊重社區居民的主體性，發揮社區居民的能動性，作為旅游發展模式選擇的重要前提。

二是增強貧困居民的社區參與條件。“旅游扶貧”突出強調的是通過外部推動力量扶持貧困地區的旅游發展，扶持貧困居民的旅游參與。貧困居民社區參與能力的薄弱很大程度源于參與條件的匱乏，即缺乏經濟投入、缺乏經營接待能力、缺乏信息獲取能力等。提高社區參與水平，必須針對貧困居民社區參與的薄弱環節進行有針對性的扶持。即政府在其自身職能范圍內，通過相關政策制定等，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完善鄉村小額貸款扶持政策，加強對貧困居民的教育培訓，以及通過幫扶活動建立“一對一”的旅游扶貧機制等。

再次，推進政府角色轉變是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關鍵。

“政府主導”是與我國市場經濟尚不成熟的旅游業發展初級階段相對應的一種戰略導向。在歷經30余年的旅游業發展后，市場在旅游發展中的導向地位日益提高，政府與市場的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隨著《旅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實施，我國旅游行業管理逐步走向法治化管理、規范化管理階段。此時，政府的角色也應由前臺“主導者”退回到幕后的“引導者”，實現政府角色的理性回歸。在鄉村旅游扶貧過程中，政府可從法治引導、政策引導、規劃引導等方面，對鄉村旅游扶貧進行規范治理。

一是完善鄉村旅游發展的相關法律規范，實現依法治旅。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框架下，國家旅游局、國務院扶貧辦等中央部門單位根據鄉村旅游扶貧的需要出臺相關規范文件，為全國鄉村旅游發展和旅游扶貧提供法治引導。

二是加強扶持政策編制，強化政策引導。政府通過政策文件的出臺，從兩個方面對旅游扶貧進行引導：一方面，通過鼓勵政策的實施，吸引社會非政府組織、旅游企業、旅游院校、專家學者、社會其他扶助力量等投入鄉村旅游扶貧工程中，使鄉村旅游扶貧成為一項社會性的活動;另一方面，政府可從用地、稅收、財政等方面，對貧困居民的旅游發展及小微企業發展給予政策扶持，積極鼓勵以社區貧困家庭為主體的家庭旅館、民宿、鄉村酒店、家庭農場等的發展，為其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三是組織編制鄉村旅游扶貧發展規劃，推進規劃引導。在鄉村旅游地的空間管理上，充分發揮旅游規劃的引導性作用。在鄉村的建筑風貌改造、環境整治、鄉村景觀營造、鄉村旅游商業業態、公共服務設施等方面，實現規劃的引領作用，防止因利益驅動而帶來的無序開發和低價競爭。

總而言之，以貧困居民為主體的社區參與和政府角色的轉變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政府與社區的力量此消彼長，政府唯有實現自身角色的理性回歸，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主體地位，讓其充分參與鄉村旅游扶貧的規劃編制、參與旅游服務的經營接待、參與鄉村旅游社區的治理，才能從根本上實現鄉村旅游精準扶貧的目標。